科學排斥信仰的迷思

1. 人們普遍認為科學家一般都是不可知論者，且科學會使人遠離天主。這種想法真有道理嗎？

特別在過去兩個世紀，科學發展神速，有時讓人誤以為，科學足以解答人類的一切疑慮，並解決所有難題。有些人因而斷定：如今已不再需要天主了。對科學的信任已取代了信仰。

有人聲稱，人必須在科學與信仰之間作抉擇，兩者只能擇其一。凡致力於科學研究的人，便不再需要天主；反之，凡是想相信天主的人，就不能成為嚴謹的科學家，因為科學與信仰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世物與信仰皆源自天主

2. 然而，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表達了截然不同的信念。《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指出：

「各門學科的系統研究，只要以真正科學的方式並依循道德規範進行，絕不會真正違背信仰，因為世俗的事物與信仰的事物，皆源出於同一的天主。事實上，凡以謙遜而堅忍的精神探究萬物奧秘者，縱使自身並未察覺，實已宛如被天主的手所牽引，因為正是天主維繫萬物，賦予萬物各自的本質。」（《牧職憲章》，36）

古往今來，不乏傑出的科學家基於其科學研究經驗，而相信天主的存在，並從中獲益。五十年前，一項對世界各地398位最傑出科學家所作的調查中，只有16位自稱為無信仰者，15位為不可知論者，而有367位宣稱他們是信徒。[1]

科學家的求真精神激發對真理的追尋

3. 此外，更有意思和更具啟發性的，就是去了解為何歷代許多科學家均認為，嚴謹的科學研究不僅可以與真誠喜樂地承認天主存在相容，甚至可以與之完美融合。

從經常伴隨其科學研究、宛如靈修日記般的思考札記中，可清晰看見兩個要素的交會：首先，研究本身無論規模大小，只要秉持極其嚴謹的態度進行，總會在永無止境的探索過程中，留有進一步探問的空間，從而揭示了現實中無法僅憑因果律或科學方法所能解釋的浩瀚、和諧、終極目的。其二，人心對意義、更高層次的理性（即能滿足心靈需要的事物或對象）懷有不可磨滅的期盼；而先進的科學發展非但不能抹煞這種期盼，反而使之更為迫切。

科學家是信仰的特別見證人

4. 若仔細審視便可發現，人心轉而肯定宗教信仰的過程，並非藉由實驗科學的方法達成，而是憑藉基礎的哲學原則，例如因果關係、終極目的和充分的理性；科學家作為一個人，在其日常生活與研究中，皆會運用這些原則。

事實上，科學家作為現代世界的哨兵，率先窺見現實的龐大複雜性與奇妙和諧，這使他成為證實宗教信仰乃合理可信的特選見證人。科學家能夠證明，承認超越的現實非但不會損害科學研究的自主性和目標，反而會激勵他們不斷超越自我，體驗自我超越，從而揭示人類的奧秘。

若考慮到現今研究範疇的擴展（特別是關於生命起源的研究）已對如何妥善運用科學成果引發令人不安的疑慮，就不難理解何以科學家愈發強烈地要求制定健全的倫理規範，使人類免受專斷妄為之害了。除了天主，還有誰能奠定道德秩序，使每個人的尊嚴都獲得恆久的保護與提倡？

當然，基督宗教雖然並不能認為某些以科學之名提出的無神論或不可知論觀點是合乎理性的，但對於並非根據嚴謹理性思維過程所提出有關天主的論述，也同樣堅決不予接受。

宇宙的讚歌

5. 至此，若能闡明為何許多科學家肯定天主的存在，並了解他們與天主、與人類、以及與生命重大問題和崇高價值的關係如何支持著他們，實為一件美事。靜默、默想、富於創意的想像、安然棄絕世物、探索過程的社會使命感，以及心靈的純潔等，往往是強大有力的因素，為他們展示了豐富的意義；凡以同樣的忠誠和愛追求真理的人，皆無法對此視而不見。

在此方面，僅需提及已故數年的意大利科學家恩里科‧梅迪（Enrico Medi）。1971年，於羅馬舉行的國際要理講授大會上，他說：

「當我對一個青年人說：看，在一億光年之外，有一顆新星、一個星系、一顆中子星。然而，其中的質子、電子、中子和介子，與這支麥克風裡的完全一樣……同一性排除了或然性。完全相同的事物，絕非出於或然……因此，必定有一個超越空間、超越時間的『因』存在；那是存有的主宰，使存有如此存在。這就是天主……

從科學角度來說，那使相隔十億光年的事物完全相同的存有，確實存在。此外，宇宙中『全同粒子』的數量多達10的85次方……如此，我們怎能不期盼細聽浩瀚星河的讚歌？

如果我是聖方濟‧亞西西，我會說：

浩瀚諸天之星系，請讚美我主，
因為祂是全能至善的。
吟詠吧，原子！
吟詠吧，質子！
吟詠吧，電子！
吟詠吧，百鳥的鳴唱！
吟詠吧，葉之搖曳與風之吹拂！
宛如人類以雙手獻上的祈禱，
高唱那歸於天主的讚歌吧！」[2]

[1] 參閱：A. Eymieu, La Part des croyants dans les progrŠs de la science, sixth ed., Perrin 1935, p. 274。

[2] 第二屆國際要理講授大會論文集：Atti del II Congresso Catechistico Internazionale: Roma, 20-25 settembre 1971, Studium, Roma 1972, pp. 44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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